第二章

5.
大家安静了整整三秒。
我妈死死盯着我，满脸不可置信。
她从前觉得我不会说话。
觉得我是一块任人宰割的鱼肉。
没想到我嗓子竟然好了。
我爸的烟直接掉在了裤裆上。
弟弟像被人一棍子闷在脑袋。
身上的怕意压都压不住。
“你会说话？”
“你什么时候会说话的？”
我没理他。
我撑着稻草从车厢里坐起来，身上的旧衬衣皱皱巴巴的，头发上还沾着几根草屑。
嘴角上血痂还没干透。
“我本来想说的，可你们连家门都没让我进，你们给我机会了吗？”
我妈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胡说！你从小就是个哑巴！医生都说治不好了！”
我转过头看她。
“你治过吗？你带我看过医生吗？你连县城都没带我去过，你就说治不好了？你是怕治好了花钱，还是怕治好了我就不是哑巴了，就不能替你儿子下乡了？”
我妈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但那眼泪是悔恨还是害怕。
我不知道。
贺霆琛的脸黑得像锅底。
他一把推开弟弟，绕过车头，走到车厢后面。
弟弟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手忙脚乱地想发动车子逃跑。
贺霆琛一脚踹在车门上，整辆车都晃了三晃。
“你给老子下来。”
他哆嗦着爬下来，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贺霆琛没看他，直接伸手把我从车厢里抱了出来。
稻草沾了一身，还有几根粘在他深灰色的大衣上，他连拍都没拍。
他的手臂很用力，箍得我有点疼，但我没吭声。
因为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他在生气。
不是在爸妈面前装样子的那种生气。
压都压不住的那种生气。
“谁打的？”
他捧起我的脸，拇指擦过我嘴角的血痂，声音压得很低。
我没说话。
眼眶突然就红了。
终于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
八年了，我一个人扛了八年，被欺负了八年，没有一个人替我撑过腰。
贺霆琛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
他一步一步走向我爸。
我爸往后退了一步。
他这辈子在我面前都是横着走的，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从来没怂过。
但此刻他看着贺霆琛走过来，脸上的肉都在抖。
“贺少，这事我能解释——”
“你解释。”
贺霆琛停下来。
像暴风雨前的最后一秒。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亲生女儿扔到乡下跟一个老头子结婚？怎么做到一边巴结我妹妹，一边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他往前走了一步，声音突然拔高。
“你是觉得我贺霆琛是个死人吗？”
我爸的腿一软，直接坐在了地上。
我妈直接跪下了，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嘴里颠三倒四地喊着。
“贺少，都是误会，我们不知道她跟你有关系啊！要是知道，打死我们也不敢啊！”
“不知道？”
贺霆琛冷笑了一声。
“她穿着我厂里的工装，住着我安排的宿舍，你扒她衣服的时候没看见？”
贺霆琛走到弟弟面前，站定。
“你说你没有公家的文件，不能私自查车？”
弟弟没吭声。
“我现在就告诉你，从今天起，这个厂里没有你老丈人了。你在这个厂里待了三年，认识的所有人，从明天开始，没有一个敢跟你说话。”
弟弟的嘴唇终于动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琛哥。”
“别叫我哥。”
贺霆琛声音比刀还利。
“你不配。”
这时候，轿车后座的门开了。
贺文文从里面走出来，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呢子大衣。
她走到弟弟面前，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让我嫁给你了。”
弟弟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
“文文，你听我说。”
贺文文的声音很平静。
“你说你姐姐是自愿下乡的，说她过得挺好，听你说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什么都不会，所以她的死活跟你没关系。”
弟弟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你骗了我三年。”
贺文文的眼睛终于红了。
“你跟我说你家就你一个孩子，你爸妈对你特别好，你从来没提过你有一个姐姐。”
“你知道吗，你说要跟我订婚的时候，我还挺高兴的。我觉得你长得不错，工作也上进，家里虽然条件一般，但对我好就行。”
她抬起头，看着弟弟的眼睛。
“但我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用你姐姐的命换的。”
弟弟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贺霆琛打开车门。
“上车。”
他声音终于柔和了一些。
我坐进后座。
贺文文跟着坐进来，拉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很暖，很软，攥得紧紧的。
让我别怕。
贺霆琛关上车门，绕到驾驶座，发动车子。
车窗外，我爸还坐在地上，我妈还在磕头，弟弟站在原地，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他找来那两个帮手早就不知道躲到哪去了。
车子发动了。
我妈突然爬起来，追了两步，声音尖得像杀猪。
“小佳！小佳你等等！妈错了！妈真的错了！你别走！”
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消失在街角。
贺文文轻声说。
“姐，你别怕。以后有我和我哥在，谁也不敢欺负你。”
我看着窗外。
八年前，我也是这样离开这个城市的。
坐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手里攥着二十块钱，眼泪擦了又流，流了又擦。
那时候我想，等我回来就好了。
等我回来，爸妈会接我回家，我会有一碗热腾腾的红烧肉，会有一张铺了棉被的床。
等了八年。
却等来了一盆脏水，一扇关上的门，一捆麻绳，一床脏被子。
还有一张按了血手印的结婚证明。
嘴角的血痂
好疼。
但我不怕了。
因为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了。
6.
弟弟的订婚宴原本定在今天。
请柬提前半个月就发出去了一百多份，连厂长都收到了。
我妈逢人就说。
“我们家小峰要娶厂长女儿啦！国营厂的！亲家公是车间主任！以后我们小峰就是厂长的妹夫啦！”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角的鱼尾纹都笑开了花。
现在订婚宴取消了。
那张请柬像是从来就没存在过。
我妈打电话挨个通知亲戚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实在丢人。
一百多份请柬都发出去了，有些人连份子钱都提前送了，现在要一家一家退回去，那张老脸往哪搁？
“小峰的婚事啊，出了点状况，对，暂时取消了。不是退婚！就是推迟！推迟你懂吗？”
她挂了电话。
就开始骂我。
“都是那个丧门星！她一回来，什么都毁了！”
但骂有什么用呢？
不能把弟弟主任的位子骂回来。
不能把贺文文骂回来。
不能让那张公告栏上的开除通知凭空消失。
弟弟从那天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厂里。
不是不想去，是进不去了。
门卫换了人，见了他就拦，说是上面交代的，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他在那个厂里干了三年，从学徒干到技术员，跟门卫称兄道弟了三年，现在成了闲杂人等。
爸妈跑遍了所有能跑的关系，送礼，求人，磕头，就差给人跪下了。
没用。
贺霆琛把话放出去了。
“谁帮陈家的人，就是跟我贺霆琛过不去。”
没有人敢跟厂长儿子过不去。
一个星期后，我妈在菜市场碰见了邻居王婶。
王婶挎着菜篮子，看见她就笑。
“哎呦，老陈家的，听说你家闺女要结婚啦？”
我妈愣了一下。
“什么闺女？哪个闺女？”
“就是那个下乡的小佳啊！听说要跟厂长儿子结婚啦！你们家真是双喜临门啊，一个娶厂长女儿，一个嫁厂长儿子，这以后在厂里还不是横着走？”
我妈的脸白了。
她不知道这件事。
没有人告诉她。
她是从邻居嘴里听说自己女儿要结婚的。
那天晚上，我妈破天荒地翻出了我小时候的照片。
一张一张地翻，翻着翻着就哭了。
我爸坐在旁边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没说话。
弟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没出来。
但他们的后悔。
晚了。
我的婚礼准备的很快。
和弟弟取消的订婚宴只差了一天。
地点是国营厂的大礼堂，能坐三百多人，红灯笼从门口一直挂到台上，地上铺了红地毯，桌子上摆满了瓜子花生和糖果。
厨师是贺霆琛从市里请的，菜单改了四遍，最后定下来八凉八热，外加一只烤全羊。
贺文文是我的伴娘。
她穿了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头发烫了卷，别了一朵小花，笑得比花还好看。
她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耳边说.
“嫂子，你今天真好看。”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
白色的婚纱是贺霆琛找人从上海定做的，收腰，长拖尾，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头发是新做的，烫了最时兴的卷，别了一串白色的满天星。
漂亮的简直不像我。
我忽然想起八年前。
离开的时候，穿的是我妈从地摊上买的布鞋，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发长短不齐，像狗啃的。
从狗啃的头发到上海定做的婚纱。
从地摊布鞋到白色高跟鞋。
从被脏水泼脸到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里边吃了多少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妈是踩着婚礼开始的点来的。
她穿了一件藏蓝色的新衣裳。
走到大礼堂门口，被贺霆琛安排的人拦住了。
“请出示请柬。”
我妈脸上堆着笑。
“我是新娘的妈妈，还要什么请柬啊？”
那人看了她一眼，面无表情地说。
“没有请柬，不能进。”
我妈急了，嗓门大了起来。
“我是她亲妈！哪有女儿结婚不叫亲妈的？你们这是什么规矩？”
我听见了。
我站在礼堂里面，隔着来来往往的宾客，听见了我妈的声音。
贺文文拉了拉我的袖子。
“姐，要不要我叫人把她赶走？”
我摇了摇头。
“让她进来。”
我妈走进来的时候，全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身上。
不是因为她是新娘的母亲，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女人，八年前把亲生女儿扔到乡下替儿子下乡，女儿回来的时候连门都不让进，一盆脏水泼出去，把钱扔在地上让她滚。
人最擅长的就是看热闹。
王婶第一个凑上去，笑得意味深长。
“哎呀老陈家的，你女儿结婚怎么也不帮帮忙啊？这大喜的日子，你倒是来捣乱了。”
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这不是小佳这孩子，跟家里赌气嘛，什么都不让我们插手。哪有女儿结婚不叫父母的，真是的，小孩子脾气。”
她一边说，一边挤过人群，走到我面前。
“小佳啊，妈来了。”
她伸手想拉我的手，我往后退了一步。
她的手悬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
我爸也跟上来了，站在我妈身后，手里拎着两瓶酒，像是不请自来的远房亲戚。
弟弟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小佳，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爸妈来给你道喜了。”
我爸把酒往桌上一放。
“这两瓶酒是我专门去买的，好酒。”
“拿走。”
我终于开口了。
我爸愣住了。
周围的人也愣住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个哑巴，因为我回来这大半个月，从没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话。
现在他们听到了。
“你们的酒，我喝不起。”
我妈眼泪说来就来。
“小佳，你还在怪妈？妈那时候也是有苦衷的！”
我笑了一下。
“什么苦衷能让一个当妈的把亲生女儿送走八年？能让一个当妈的把女儿关在门外泼脏水？能让一个当妈的拿麻绳绑女儿去乡下嫁人？”
我妈的眼泪挂在脸上，不上不下的，像一副演砸了的戏。
周围的人开始交头接耳。
每一句都像针一样扎进我妈耳朵里。
“啧啧啧，还有这种事？”
“把亲生女儿关在门外？泼脏水？这是人干的事吗？”
“难怪闺女结婚不请他们，搁我我也不请。”
我爸的脸涨得通红。
弟弟拳头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
我转过身，走到台下面。
贺霆琛站在那里，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胸口袋子里别了一朵红玫瑰，看见我走过来，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大，很暖，把我的手整个包住了。
“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
音乐响起来了。
大礼堂里的老式唱片机放的，音质不太好，有点沙沙的杂音，但好听。
贺霆琛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向主台。
身后是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声。
“小佳！妈错了！妈真的错了！你原谅妈这一次！”
没人理她。
两个保安走过来，一左一右架住她的胳膊，往外拖。
我爸想拦，被保安推开了。
弟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一根钉死的木桩。
我妈被拖出大礼堂的时候，最后喊了一句。
“小佳，你好狠的心啊——”
好狠的心。
我听到了，脚步顿了一下。
贺霆琛感觉到了，侧过头看我。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过红地毯，走过两排摆满糖果的桌子，走过三百多张看好戏的面孔。
走到主台前面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
小时候家里穷，过年的时候只能买一件新衣服。
我妈买一件红色的棉袄，弟弟穿着去拜年，逢人就说。
“看我们家小峰多精神。”。
我穿着去年的旧棉袄，袖口都磨毛了，我妈看了一眼说。
“还行，还能穿一年。”
夏天的时候，弟弟每天能吃一个鸡蛋，我只有逢年过节才有。
我问妈为什么弟弟每天都能吃，我只有过节才有。
妈说，“你弟弟要长身体，你是女孩子，不用吃那么好。”
弟弟考了班上第十五名，我爸请全家人下馆子庆祝。
我十岁还没上学，我妈说。
“女孩子家，学习那么好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这些事情太小了。
小到说出来都让人觉得矫情。
但它们长在我骨头里，长了很多年，拔不掉。
我一直以为是我做得不够好，所以爸妈不爱我。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因为我不好。
是因为我不是儿子。
一个不能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哑巴女儿。
现在这个哑巴女儿穿着上海定做的婚纱，站在三百多人面前，牵着一个他们高攀不起的男人的手。
我回头看了一眼礼堂门口。
我妈已经被拖出去了。
我爸和我弟弟站在门外面，透过玻璃窗往里看。
三张脸，每一张都在后悔。
但我不会回头了。
永远不会。
7.
婚礼之后，贺霆琛就开始动手了。
他说过的话，从来没有不算数的。
弟弟在厂里的那些自己人。
一夜之间全变了脸。
电话打不通，门敲不开，见了面就绕道走。
有个平时跟弟弟称兄道弟的，在食堂碰见弟弟，直接把饭盆扣了。
弟弟去找工作，跑遍了整个城市，没有一家厂要他。
不是他没本事，是没人敢要。
最后弟弟只能去工地搬砖。
三个月前，他还是国营厂的技术员，每天穿着干净的工作服，在车间里指点江山。
中午去食堂打饭的时候还有人给他让座。
三个月后，他站在工地上，头顶大太阳，手里攥着一把铁锹，跟一群四五十岁的农民工一起挖地基。
工头问他。
“你以前干什么的？”
他说。
“技术员。”
工头笑了。
“技术员来搬砖？你小子犯什么事了吧？”
他没说话。
工头又说。
“看你细皮嫩肉的，干得了这个吗？别干两天就跑了吧？”
“干得了。”
他必须干得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妈在菜市场卖菜。
以前她在菜市场是横着走的，见谁都是一副我儿子要娶厂长女儿了的嘴脸。
现在她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堆蔫巴巴的青菜，连个正眼都不敢看人。
以前跟她关系好的那几个摊主。
现在见了她就翻白眼。
“哎呦，这不是陈太太吗？怎么来卖菜了？你儿子不是要当厂长女婿了吗？”
“别说了别说了，人家闺女不是嫁了厂长儿子吗？一家人还来卖什么菜啊？在家数钱不好吗？”
我妈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回。
她每天早上三点起来去批发市场拿菜，五点赶到菜市场摆摊，一直站到下午六点。
手裂了，冬天的时候疼得握不住秤砣。
从前我让人帮忙写信给她
“妈，我手上全是冻疮，一到冬天就裂口子。”
那时候她看了信，说了一句矫情，就把信扔了。
现在她知道了。
不是矫情。
是真疼。
我爸在厂里也待不下去了。
贺霆琛没动他，但他自己没脸待了。
全厂都知道他家的丑事。
工友们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堆烂泥，食堂的大师傅给他打饭的时候勺子都歪着，打的菜比别人少一半。
他办了提前退休，一个月拿几块钱退休金，连抽烟都不够。
以前他抽的是大前门，现在抽的是自己卷的旱烟叶子，呛得要命，抽一口咳三声。
他蹲在阳台上抽烟的时候，看着楼下的马路，忽然看见一辆黑色虎头奔驰过去。
那辆车他认识。
是他不要的那个女儿的女婿。
他掐灭了烟，叹了口气。
爸妈和弟弟搬了家。
实在住不下去了。
以前那个宽敞的楼房是工厂分的，弟弟被开除之后，工厂就把房子收回了。
非本厂职工及家属不得占用厂区住房。
他们搬到了城郊的一间出租屋里。
一家三口挤一张床。
我妈把那间出租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报纸，地上铺了旧地毯，窗户上挂了窗帘。
弟弟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瘦了二十斤，黑了一圈，手上的茧子比我当年的还厚。
他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妈给他盛了一大碗米饭，他端起来就吃，连菜都不用，三两口就扒完了。
我妈看着他的吃相，忽然说了一句。
“你姐以前写信回来说，在乡下经常吃红薯饭，想吃一顿白米饭都难。”
弟弟的筷子顿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扒饭。
我妈又说。
“你姐还说，她手上的冻疮一到冬天就裂口子，疼得握不住锄头。”
弟弟把碗放下了。
“妈，别说了。”
我妈没听，继续说。
“你姐还说——”
“我说别说了！”
弟弟把碗摔在地上，瓷片四溅，米饭撒了一地。
他红着眼睛看着他妈，胸口剧烈起伏，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
“那不都是你害得吗？”
“我们现在这样不也都是你害得吗？”
他蹲下来，把碎瓷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捡着捡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他想起那天他把门关上的时候，我站在门外，浑身湿透，手里拎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
他说我苦惯了，在哪都能活。
我是乡下回来的，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现在沦落到乡下的是他们。
受苦的也是他们。
8.
三年后。
国营厂的厂长办公室里，一个女人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低头翻着账本。
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
脖子上围了一条乳白色的羊绒围巾
手腕上戴着一只细金镯子
头发烫了时兴的卷，松松地披在肩上，皮肤白净细嫩，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涂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甲油。
没人能想到，三年前返城后被父母挡在家门外的小哑巴。
现在居然被养得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
贺霆琛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报表，笑着走过来。
“小佳，怎么觉得你比我更像厂长呢？”
我把账本合上，也笑了。
“那也是你养的啊。”
他把报表放在桌上，绕到椅子后面，两只手搭在我肩膀上，下巴抵着我的头顶，看着面前的账本。
“怎么样？这个月的账对得上吗？”
“对得上。上个月多收了三千多，是废品回收的钱，我已经让人入账了。”
“嗯。”
他低下头，在我头顶亲了一下。
“辛苦了，厂长夫人。”
贺霆琛的父亲去年退了休，把厂长的位子交给了贺霆琛。
贺霆琛年纪轻轻就接管了国营厂，一开始还有人说他太年轻，没经验，但干了半年，厂里的效益就开始往上走。
一年下来，利润翻了一番。
我跟着他一起干。
他管生产和销售，我管财务和人事。
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
没有人在意我曾经是个哑巴，在乡下喂了八年的猪，被亲生父母关在门外，泼了一身脏水。
那些事情，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贺文文的婚礼定在九月十六。
她的未婚夫是个大学生，在教育局上班，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说话轻声细语，对人特别客气。
他第一次来家里吃饭的时候，带了两瓶酒和一盒点心，进门就喊。
“姐姐好、姐夫好。”。
嘴甜得像抹了蜜。
贺文文靠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吃苹果，笑得眼睛弯弯的。
“嫂子，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说。
“挺好的，比那个强一百倍。”
我没说那个的名字，但贺文文知道我说的是谁。
她撇了撇嘴，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
“别提那个人了，晦气。”
我笑了，没再说话。
贺文文的婚礼我包了大半。
婚纱是找人从上海定做的，比我自己结婚那件还贵。
嫁妆满满当当装了一卡车。
贺文文看着那一车嫁妆，眼眶红了。
“嫂子，你对我太好了。”
我摸了摸她的头。
“你是我们唯一的妹妹，不对你好对谁好？”
婚礼那天来了很多人，大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的。
贺文文穿着白婚纱，挽着她未婚夫的胳膊，一步一步走过红地毯，笑得像个小太阳。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三年前。
三年前，我也是这样穿着婚纱，从同一个大礼堂的门口走到主台前。
那时候我身后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只有贺霆琛一个人站在前面等我。
那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一个叫我姐的人了。
可现在。
贺文文不止把我当成嫂子，更是当成亲姐。
三天两头往我办公室跑，拉着我去逛街，去吃好吃的，去烫头发。
知足了。
真的知足了。
而弟弟那边，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他在工地上干了半年，累得腰椎间盘突出，躺了一个月才能下床。
后来找了个看仓库的活，一个月四十块钱，干了两个月又被辞退了。
老板发现他以前在国营厂被开除过，怕他手脚不干净。
爸妈托人给他介绍对象，介绍了好几个，一个都没成。
不是嫌他穷，就是嫌他没工作，要么就是嫌他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三十平的出租屋里。
后来好不容易说上一个，是隔壁县农村的，二十八岁，离过一次婚，带一个三岁的女儿。
彩礼要了八百块，我妈咬咬牙给了。
那女人进门第一天就把我妈支使得团团转。
让她做饭，让她洗衣裳，让她带孩子，自己躺在床上嗑瓜子。
我妈伺候了三天，实在受不了了，跟弟弟说。
“你媳妇也太懒了吧？”
弟弟说。
“那能怎么办？我这样的条件，能娶到媳妇就不错了。”
我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她想起三年前，她在那间宽敞的楼房里对我说。
“你弟弟马上要和国营厂长的女儿结婚了！家里三间房，一间给她当衣帽间都不够用！”
国营厂长的女儿。
衣帽间。
现在弟弟的媳妇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衣裳叠起来塞在蛇皮袋里，塞在床底下。
我妈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去菜市场卖菜，中午回来给儿媳妇做饭，下午再去，晚上回来还要洗一家人的衣裳。
她的手裂了，全是口子，冬天的时候疼得握不住秤砣。
有一天晚上，她在阳台上洗衣服，搓着搓着忽然哭了。
我爸从屋里出来，问她怎么了。
她说。
“小佳以前写信回来，说手上全是冻疮，一到冬天就裂口子，疼得握不住锄头。我当时看了，还骂她矫情。”
她擦了擦眼泪。
“现在我知道了。不是矫情。是真疼。”
我爸没说话，站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
风吹过来，把他的烟灰吹散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粗糙，黝黑，指甲缝里全是泥。
跟三年前那个在厂里叼着烟，指着工友鼻子骂的陈家老大爷，判若两人。
他叹了口气。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妈哭得更厉害了。
那八年，他们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女儿在乡下吃红薯饭，喝井水，住漏雨的土坯房。
而他们只给我扔了二十块钱，皱巴巴的，扔在地上，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还有那捆麻绳，那床脏被子，那张按了血手印的结婚申请书。
他们甚至想把我扔回乡下。
他们这辈子欠我的，还不完了。
城里国营厂的大礼堂里，贺文文的婚礼还在继续。
我坐在主台旁边的家属席上，贺霆琛坐在我旁边，一只手搭在我椅背上，另一只手给我剥橘子。
他把剥好的橘子递给我，我掰了一瓣放进嘴里。
好甜。
贺文文在台上敬酒，看见我们，端着酒杯走过来。
“嫂子，哥，我敬你们一杯。”
贺霆琛站起来，端起酒杯。
我也站起来，端起面前的橘子水。
贺文文看着我，眼眶忽然红了。
“我还是叫你姐吧，你对我真好，简直像亲姐姐。”
我笑了。
“都是一家人。”
“新婚快乐，妹妹。”
窗外阳光很好，照在大礼堂的红灯笼上，照在贺文文的婚纱上，照在贺霆琛的笑脸上。
三年前，我站在那扇关上的门外，浑身湿透，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好了。
但现在我坐在这里，身边有爱我的人，有一个可爱的妹妹。
有一个愿意等我八年，接我回家，替我撑腰，替我报仇的丈夫。
我忽然想对三年前那个站在雨里的姑娘说一句话。
别怕。
你会好的。
你值得被爱。
你从来就不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