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6
他扶着墙，一步一步往回走。
手背上被扯掉的留置针伤口还在往外渗血，在白色墙面上拖出一道断续的红痕，像一条奄奄一息的虫。
病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婆婆尖利的嗓音。
“——我就说那个扫把星不是个好东西！”婆婆拍着大腿，声音穿透门板，整条走廊都听得清清楚楚，“当初我说什么来着？不让娶不让娶，你偏不听！现在好了，那贱人把你肾都骗没了！”
顾齐推开门。
公公正蹲在墙角抽烟，烟灰弹了一地。
婆婆坐在病床上，手里攥着一串佛珠，脸上泪痕未干，嘴里却还在喋喋不休。
“儿子你等着，妈刚给你二姨打了电话，她认识一个肾内科的专家，说不定能插队——”婆婆说着抬起头，看见顾齐手上的血，惊叫一声跳起来，“我的儿！你的手怎么了？护士！护士死哪去了？”
“别叫了。”顾齐声音沙哑。
婆婆没听见似的，一把扯过床头柜上的纸巾往他手上按，嘴里骂得更凶了：“是不是那个扫把星干的？我就知道！她嫁进咱们顾家就是为了吸干你的血！五年来你事业不顺、身体不好，哪一样不是她克的？现在倒好，克出癌症来了还要骗你签离婚协议，她好拿了财产跑路——”
“够了！！”
顾齐一把甩开她的手。
这一声吼得太用力，他整个人都晃了一下，眼前发黑，不得不撑住床沿才站稳。
婆婆被他吼懵了，张着嘴愣在原地。
“她耍我。”
顾齐撑在床沿上的手一寸一寸收紧，指节攥得发白，指甲在铁质床架上刮出刺耳的声响。
“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我捐肾。什么‘老公，我这就把肾给你’，什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全是假的。”
他抬起头，眼眶通红，眼底却烧着一簇幽冷的火，“她演得可真好，含着眼泪冲我笑的时候，心里一定在笑我是个傻子吧？”
婆婆见儿子终于不再护着那个扫把星，眼睛一亮，立刻凑上来：“可不是嘛！那个贱人——”
“你闭嘴。”顾齐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婆婆噎住了。
顾齐没有再吼。
他慢慢坐到床边，从地上捡起被撕成两半的离婚协议，对着裂口拼在一起。
那道裂痕从“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七个字中间穿过，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对，我恨她。”他的声音平静下来。
他笑了一声，笑得又短又凉。
“她耍得我好惨。”
顾齐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整整两天。
第三天早晨，他让护士帮他换了干净的病号服，剃了胡茬，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然后他打开手机，给公司副总打了这三天来的第一个电话。
“把我在公司的股份挂出去，全部。”他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对，全部转让，价格可以谈，但要求现金交易，越快越好。”
电话那头传来惊呼声，他直接挂断了。
接下来的一周，顾齐像换了一个人。
他不再歇斯底里，不再摔东西砸杯子，甚至不再提起我的名字。
他每天准时接受透析，按时吃药，配合医生做一切治疗。
婆婆端来的补汤他照单全收，公公递来的求来的符纸他也乖乖压在枕头底下。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他会盯着手机上那个永远关机的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久久不按下去。
“顾先生，您的透析效果不太理想。”主治医生翻着最新的检查报告，措辞谨慎，“癌细胞的扩散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如果三个月内找不到合适肾源——”
“那就去国外找。”顾齐打断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卡，“这是我转让股份的第一笔款项，八百万。麻烦您帮我联系瑞士和美国的器官移植中心，所有费用我来承担。”
7
医生张了张嘴，最终没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接过那张卡。
顾齐又开始工作了。
他把笔记本电脑架在病床的小桌板上，一边输液一边处理公司交接事宜。
输液管随着他打字的动作轻轻晃动，手背上的淤青叠了一层又一层，新针孔盖住旧针孔。
“儿子，你疯了？那是你一手做起来的公司！”婆婆在病房里哭天抢地，“你怎么能卖？那可是你全部的心血！”
顾齐头也没抬，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报表：“公司是我和她一起做起来的。”
他敲击键盘的手指顿了一下。
“没有她，这公司什么都不是。她比我更懂那些客户，每次应酬，最难的酒都是她替我喝的。喝到胃出血的那天晚上，她回来还给我熬了粥。”
病房里安静下来。
婆婆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嘴唇动了好几次，最终什么都没说。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文昕来过很多次。每次都带着煲好的汤，眼眶红红的，小心翼翼地坐在床边。
顾齐不赶她，也不再理她，只是把她当成空气。
有一次她鼓起勇气伸手想帮他整理输液管，他侧了侧身避开了，眼神甚至没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
文昕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后来就没再来过了。
一个月后，顾齐瘦了整整十斤。
他的脸色从健康的麦色变成了纸一样的白，颧骨突了出来，病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走路的时候需要扶着墙，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在走廊上走三圈，一圈也不少。
“生命在于运动，”他对查房的护士扯出一个笑，“我得活着，我还有账没算完。”
这天下午，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低沉的中年男声：“顾先生，我们查到了。楚楚楚女士在奥克兰。需要我们把详细地址发给您吗？”
顾齐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对方以为信号断了，连“喂”了好几声。
“不用地址。”他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是怕惊碎什么，“帮我订一张飞奥克兰的机票。对了，你顺便查一下新西兰的器官移植政策，看看非居民能不能在那边排队。”
“顾先生——”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以您目前的身体状况，十几个小时的航程风险很大。”
顾齐没有回答。
他挂断电话，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条五周年纪念日的项链。
这是他在病房的垃圾桶里找到的——手术那天，护士收拾他换下来的手术服时，在口袋里发现了离婚协议、碎屏的手机，还有这条项链。
他记得我的那个笑容。
眯起眼睛，嘴角上扬，颈间的项链在病房的白炽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说“谢谢老公”的时候，他以为这件事就翻篇了。
他以为一条项链就能抵消那些亏欠，就能让我心甘情愿地把肾交出来。
真是蠢得无药可救。
8
他伸手按了护士铃。
护士赶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瘦脱了相的男人扶着床沿站起来，自己拔掉了输液管，动作很慢但很稳，像在拆一件不重要的零件。
“顾先生？您要去哪里——”
“出院。”顾齐从柜子里拿出一套便服，顿了顿，又放回去，换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
那是去年我陪他去定制的，腰身收得刚好，现在穿上已经空了一大圈。
“我不在的时候，病房别退。我很快就回来。”他低头系扣子，忽然扯了扯嘴角，“带着我老婆一起回来。”
三十六小时后，飞机正穿越赤道。
他发着烧。三十九度二。
随行医生第三次给他换了冰袋，面色凝重地给他注射了一支退烧针。
针头扎进血管的时候他皱了一下眉，不是因为疼，是因为麻木——他的手臂上已经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全是淤青和针眼，像一张被画烂的图纸。
“顾先生，我必须再提醒您一次，”随行医生凑近他耳边，试图盖过引擎的轰鸣，“您的肾功能已经衰竭到临界值，加上高烧，如果在飞行途中出现并发症，我无法保证能处理。建议我们就近降落——”
“奥克兰。”顾齐闭着眼睛，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直飞奥克兰。”
医生不说话了。
顾齐把脸侧向舷窗。
三万英尺的高空，云层像一片无边无际的白色荒原。
飞机降落奥克兰的时候，顾齐的体温降下来了，但人已经站不起来了。
机场安排了轮椅，他坐在上面，西装外套搭在膝盖上，领带松了一半，嘴唇干裂发白，但头发还是梳得整整齐齐。
我是下午三点的航班。
他赶到登机口的时候，飞往伦敦的航班已经开始登机了。
乘客排着队依次检票，行李箱的滚轮在瓷砖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免税店的香水味混着咖啡的苦香，广播里温柔的女声在用英文播报最后一轮登机提醒。
顾齐从轮椅上站起来。
随行医生想扶他，被他抬手制止。他扶着候机厅的玻璃隔断，一步一步挪到登机口前，西装裤管下露出的脚踝细得像两根筷子。
然后他看见了我。
9
我站在登机口前，地勤人员正把我的护照递还给我。
“楚楚！！”
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嘶哑得像是从裂开的喉咙里硬挤出来的。
我没有回头。皮鞋踩在瓷砖地上的声音越来越近，急促而踉跄，混着一声沉闷的碰撞——他撞上了排队区的隔离柱。
“楚女士，”地勤人员迟疑地看了看我身后，“那位先生似乎……”
“我不认识他。”我接过护照，迈步走进廊桥。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是什么重物砸在地上的声音。
有人用英文惊呼，有人在大喊“先生您没事吧”，随行医生急促的脚步声混着担架轮子滚动的声响。
我继续往前走。
“楚楚——你回头看我一眼——一眼就行——”
他的声音从地面上传来。
他大概是摔倒了，站不起来了，只能趴在地上朝着廊桥的方向喊。那声音已经完全不像是他的了，像一只被碾碎了喉咙的动物发出的最后的哀鸣。
“你怎么忍心看着我死？你怎么忍心！”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廊桥很长，冷气很足，灯光白得刺眼。我的影子投在灰色的地板上一动不动。
然后我转过身。
他趴在地上。那套深灰色的西装蹭破了袖子，膝盖处的布料磨出了洞。
他的手朝着我的方向伸着，五指张开，手背上全是淤青和凝固的针眼。
他的脸瘦得只剩下骨架，颧骨像两把刀片撑在皮肤底下，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只有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亮得灼人，像溺水者看见浮木时燃起的最后一点火光。
“你怎么忍心看我死？”
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发抖，眼泪顺着鼻梁两侧滑下来，滴在机场光洁的地板上。
我低头看着他。
看着这个曾经西装革履地站在我面前、将离婚协议推到我手边的男人。
看着这个曾经皱起眉头说“肾就算是你捐的又怎样”的男人。看着这个曾经把文昕护在身后、一把将我甩到墙角的男人。
如今他趴在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忍心？”我蹲下身，和他平视，“因为你上辈子就是这么对我的。”
他的瞳孔猛地收缩。
“什么……上辈子？”他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恐惧——那种突然意识到自己漏掉了某个致命信息时的恐惧。
“你不知道吧，顾齐。”我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他能听见，“上辈子你查出肾癌，我骗你是小毛病，悄悄做了配型。我是万分之一里唯一配上的那个，我把肾给了你。然后我假装出差，一个人躲到国外养伤，因为我怕你愧疚。”
他的嘴唇开始剧烈地颤抖。
“一年后我回来，你把文昕带回家。她挺着大肚子，你递给我一份离婚协议。你说——”
“别说了。”他喃喃道。
“——你说，‘小丫头救了我的命，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得给她一个名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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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手肘撑着地面想爬起来，手臂剧烈发抖，撑起来一半又重重摔回去。
额头上磕破了皮，血顺着眉骨淌下来，滴在机场灰白色的地板上。
“你胡说。”他抬起头，那双深陷的眼眶里蓄满了泪，嘴唇却在发抖，抖得几乎合不拢，“你编的。你编故事——你不想救我就直说，为什么要编这种东西？”
他的声音从嘶哑里挣扎出来，从地板上升起来，像濒死的人在咳出最后一口气：“上辈子？你说我上辈子拿了你的肾，还带着文昕回家逼你离婚？”
他的手指抠住地面瓷砖的接缝，指甲裂了，渗出血丝，他感觉不到疼。
“楚楚。你怎么能——”他喘不上气了，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痉挛，连带着嘴唇都变成灰白色，“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
“污蔑你？”我蹲在原地，与他趴在地上的视线平齐，“你的意思是，以你的人品，这种事你绝对不可能做？”
他张了张嘴。
然后他愣住了。
“我——”他的嘴唇翕动着，喉结上上下下地滚动，半天没能吐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他想说不可能。他不可能那样对她。
可是他想起了所有的选择。
他想起了查出癌症的当天，他犹豫着想让我去做配型。
他想起了文昕来医院，他没有拒绝。
他想起了他瞒着我把平安扣送人，被拆穿后还反问她“不就是块破玉”。
他想起了我在手术室门口含着泪冲他笑，而他当时在想——在想拿了我的肾，什么时候跟我提离婚比较合适。
这条路上所有的选择，都指向同一个人。
那个忘恩负义的、薄情寡义的、把我的牺牲当理所当然的人。
他没有做过那些事，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会做。
顾齐的脸彻底灰了。
“我不会。”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出来，但声音已经不再发抖了——因为连他自己都不信了，“我不会那样对你……”
面对顾齐的垂死挣扎，我没有急着反驳，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机场的冷气呼呼地吹着，将他的声音吹得支离破碎。
他用手肘撑着地，一点一点地爬向我，那套定制的深灰色西装在地上蹭出褶皱，膝盖处磨破的洞里露出渗血的皮肤。
“楚楚。”他抓住我的脚踝，手指冷得像冰，“你凭什么用没有发生过的事给我定罪？”
他的声音嘶哑，眼眶通红，但嘴角却扯出一个扭曲的弧度——那是一个受害者被冤枉时才有的表情。
“你说我没有拒绝文昕来医院？好，我认。那天她来看我，我没有赶她走，是我不对。但我是病人啊楚楚，我害怕，我怕死，有人来看我，我为什么要拒绝？”
脚踝上的手指收紧了几分。
“至于你说我在心里盘算拿了你的肾就跟你离婚——”他仰起头，眼泪顺着深陷的眼窝淌下来，但眼睛却亮得惊人，“你没有证据。”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会那样做。”
他重复了一遍，像是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声音一下子拔高了：“所以你今天不肯救我，是你的选择，是你见死不救，是你辜负了我们五年的婚姻——不是我。”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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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三个字，他说得斩钉截铁。
我低头看着他。
看着他将五年来的冷漠、背叛、算计，一条一条地重新包装成“情有可原”。
将我没有来得及发生的不信任，定义为“你从未相信过我”。
我忽然笑了。
“顾齐，你说得对。”我蹲下身，一根一根掰开他抓着我脚踝的手指，“没有发生的事，确实不能当证据。”
他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以为自己说动了我。
“所以——”
“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我从包里掏出手机，点开一段视频，将屏幕转向他。
画面里是文昕，坐在咖啡厅的卡座里，对着一支录音笔说话。
她的声音很清晰，清晰到顾齐的脸色在听见第一句话时就彻底变了。
“齐哥哥跟我说过好多次，他想跟楚楚离婚。他说他们早就没有感情了，只剩下责任。他还说，只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就把公司重组，把楚楚的股份稀释掉，然后干干净净地踢她出局。”
文昕对着录音笔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顾齐太熟悉了——恃宠而骄，得意洋洋。
“他还说，楚楚不能生孩子，流过一次产之后身体就坏了。但是我怀了他的孩子，他说，这是老天给他的补偿。”
视频还没有播完，顾齐已经瘫坐在地上。
“你一直问我怎么忍心看你死。”我直起身，俯视着他，“顾齐，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是怎么忍心让我去死的？”
他猛地抬起头。
“上辈子我把肾给你，一个人躲到国外养伤。手术后的并发症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一个人躺在异国的出租屋里，连杯水都倒不了。我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老公活着就好，他一定在家里等我回去。”
我的声音始终很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
“然后我回来了。我看见文昕挺着大肚子坐在我的沙发上，戴着我妈的平安扣。你站在她身边，把离婚协议推到我面前，说‘婚姻的核心是爱，不是恩情’。”
顾齐整个人都在发抖，像一片被狂风撕扯的枯叶。
“所以你说这辈子你没有做过这些事，你说我不该用没有发生过的事给你定罪。”我蹲下来，与他平视，一字一句地说，“那你告诉我——从你查出癌症到现在，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和你上辈子做的，有什么不同？”
他愣住了。
“你在病房里让文昕来看你，没有拒绝她的投怀送抱。你把平安扣送给她，骗我说丢了。你在心里盘算着等我捐了肾就跟我提离婚。你甚至连台词都一样——‘等她把肾给了我，我就和她离婚，娶你回家生一窝宝宝’。”
顾齐的脸彻底灰败下去，像一堵被抽空了地基的墙。
“所以不是我用上辈子的事给你定罪。”我站起身，最后一次看着他，“是你自己，用这辈子一模一样的每一个选择，证明了上辈子那些事，你全都做得出来。”
“你从来没有背叛过我？”我笑了一声，笑声在空旷的廊桥入口消散得无影无踪，“顾齐，你只是还没来得及背叛成功。”
他趴在地上，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我转身走向登机口，没有再回头。
身后传来他嘶哑到几乎破碎的声音：“楚楚——如果我这辈子没有推开你，如果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文昕，把所有的事都处理干净——你会救我吗？”
我停住脚步。
廊桥的冷光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他的指尖前方三寸的地方。
“会。”我没有转身，“但你没有。”
地勤人员迟疑地看着我，我递过登机牌，走进了廊桥。
玻璃门在身后缓缓关闭，将顾齐和那个坍塌的世界一起隔绝在外面。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在舷窗边，看着奥克兰的海岸线在云层下渐渐模糊成一抹蓝灰色的影子。
空乘推着饮料车经过，问我需要什么。
“白水，谢谢。”
我接过那杯水，杯壁冰凉。手指无意识地摸到无名指上的戒指。
“麻烦帮我扔掉。”我取下来递给空姐。
做完这一切，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三万英尺的高空，万里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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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齐在奥克兰机场被紧急送医。
随行医生后来在病历上写下的那行英文，翻译过来只有八个字：急性肾功能衰竭，病危。
他在奥克兰医院的ICU里躺了四天，透析机替他滤了四次血。第五天清晨，他醒了。
醒来的第一件事，是用那只插着输液管的手，在护士递来的便签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一行字。
“帮我找一个人。”
他把我的名字、我在奥克兰的地址——那个私家侦探查到的地址，一起写上去。写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笔尖划破了纸。
护士低头看了看，面露难色。
顾齐又写了一行：“求你。”
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求人。
护士帮他找了。找来的不是我。
来的是他的主治医生，从国内飞过来，站在他床边，沉默了很久，最终说了一句话。
“顾先生，你还有半个月。回国吧，最后的日子，在家人身边。”
顾齐没有说话。他侧过头，看着窗外。
奥克兰的天空和国内的不一样，蓝得太干净了，干净得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肮脏的事。
“我不回去。”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自言自语，“她在奥克兰。奥克兰就这么大，我总能碰上她。”
半个月。他在奥克兰找了十五天。他坐不了轮椅的时候就让护工推着，连轮椅都坐不了的时候就躺在病床上，让护工拿着我的照片，一条街一条街地问。
奥克兰的华人超市、中餐馆、皇后街的每一家店铺、天空塔下的每一个路口。
他找过了。
有时候他会让护工把车停在路边，他就那么靠在车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每一个黑头发的亚洲女人经过，他的目光都会追着走很远。然后他摇摇头，靠回去，闭上眼睛。
可是找不到。
我换了名字，换了电话，没有去入职那家伦敦的设计公司——那不过是我故意留在出境记录里的烟雾。
我甚至没有离开奥克兰，只是搬到了北岸的一栋小公寓里，窗外能看见海。
那些天，我一次都没有碰见他。
十四天过去了。
第十五天，顾齐让人找到了我在奥克兰注销的那个手机号的通话记录。最后一个拨出的号码，是打给一个房地产中介。
他打过去，说他是那个号码的主人的丈夫，妻子失踪了，问对方有没有见过我。
中介想了想，说：那个号码的主人，几个月前通过朋友介绍联系过他。
“她想给一只狗办国际托运，从国内运到奥克兰来。那只狗叫什么来着——”
“旺财。”顾齐说。
“对对对，旺财。一只黄色的土狗，挺可爱的。她说旺财寄养在国内的朋友家，她安顿好了就接过来。”
顾齐挂了电话。
他让人查了国内所有宠物托运公司的记录。
没有。没有任何一条叫旺财的狗被托运到奥克兰。旺财还在国内，寄养在我那个朋友家。我还没有去接旺财。
这说明，我还会回去的。
顾齐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他抬起头，看着窗外奥克兰的夕阳，忽然笑了。
他的嘴唇干裂出血，那个笑容扯开了裂口，血渗出来，滴在病号服上。
“我要回国。”
随行医生说不行，他的身体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那你就让我死在飞机上。”顾齐的声音很平静，“死在我老婆会回去的那个国家。”
他终究还是没撑住。
没撑到回国，也没撑到让我回去。
半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他多脏器衰竭，昏迷在奥克兰医院的ICU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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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个陌生号码。
奥克兰本地的区号。我以为是之前面试的公司有了回复，接起来，用英文说了一句“Hello”。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说的是中文。
“请问是楚楚楚女士吗？”他顿了顿，“我叫孙志明，是顾齐先生在国内的主治医生。我从顾先生的随行病历里找到了您的联系方式。很抱歉打扰您。”
我的手停住了。搅拌咖啡的勺子停在半空中。
“孙医生。”我的声音很平静，“您找我有什么事？”
孙医生的声音很克制，“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但……时间不多了。楚女士，他要死了。”
我看向窗外。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孙医生显然没有料到，电话那边的呼吸明显顿了一下。
“我知道你们之间发生的事。”他斟酌着措辞，“顾先生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包括那份离婚协议，包括他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作为他的医生，我不该说这些。但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你为什么离开。”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这个电话？”
“你来，就当可怜一个将死之人。”他说。
我把勺子放下，端起咖啡杯，杯壁滚烫，烫得我的指尖发麻。
“孙医生，您是个好人。”我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您找错人了。”
“楚女士——”
“他曾经过得那么理所当然，如今也该死得其所。您是一个好医生，可惜遇到这样的病人。”
我挂了电话。
孙医生没有再打电话来。后来，顾齐的手机打到我的新号码上。
我没有存他的号码，但那一串数字我认得，是他在国内的手机号。我接起来，没有说话。
电话那边是沉重的呼吸声，和一个沙哑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
“楚楚。”
是他的声音。像一块锈铁在地上摩擦。
“你终于肯接我的电话了。”
“顾齐，你都快要死了，为什么还不肯安安静静地去死？”
电话那边安静了很久。安静到我以为他已经撑不住挂断了。然后他笑了一声。
“因为……”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想……跟你说说话……”
“你说吧。”
“我……做了两个梦……”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像是随时会消散在风里，“第一个梦里……你给了我肾……我把文昕带回家……你气晕过去……”
“第二个梦……也是那样……”他喘了很长一口气，“你醒来以后……走了……我去找你的路上……出了车祸……撞断两根肋骨……还是没找到你……”
我静静地听着。
“楚楚……我是不是在梦里快把你弄丢的时候……才最爱你……”他的声音里带着血的味道和若隐若无的哭声。
“你说呢？”
他沉默了很久。
“我……我不知道……”
“我……现在的我和上辈子的我……是什么不同的人吗……”
“如果上辈子做了那些事的人……是我……”
“那这辈子做出那些选择的人……难道不是……还是我吗……”
他的声音断开了，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丝线终于崩断。
电话挂断了。
一周后，我接到了一个越洋电话。
是国内的号码。我接起来，那边是我以前委托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
“楚女士，顾齐先生今天凌晨去世了。”律师的声音很职业，但顿了顿，还是加了一句，“请节哀。”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
我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北岸的海。
今天的海很平静，蓝得像一块玻璃。
我看着窗外的海。潮水正在退去，防波堤上露出一道深色的水痕，那是海水来过又走掉的证据。
顾齐，下辈子做个好人吧。